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此前《世界日报》报道称，美国资深记者沃尔夫(MichaelWolff)在其即将出版的新书《烈焰与怒火：特朗普白宫内幕》中描述的特朗普与其之前政治强人形象相差甚远，甚至颇为老态龙钟。沃尔夫指出，为了不让公众见到特朗普精神状况欠佳的一面，白宫去年秋天制定了一些对策，要求采访媒体必须事先上交采访提纲。

《联网呼叫、智能康复……智慧养老“一键”直达》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