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6年，林绍纲有一次去台基厂的对外友协，碰见正在办公楼一层打扫厕所的杨朔。他双颊微红，面露尴尬地对林绍纲说：“他们说我里通外国，真是无中生有。”第二年，林绍纲又在一个外事场合碰到了杨朔，知道他被解放允许参加一些活动，彼此都很高兴。

办公室将16次批判会的发言稿打印出来，分发原发言者，逐个面谈。共约谈了133位作家，其中丁玲问题70人，陈企霞问题63人。谈话记录竖排打印在16开纸上，摞起来有近半米高。

《住建部:做好两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》其实，如果仔细阅读会议新闻全文，不难发现，这个“第一位”之后的内容，还可以称得上中规中矩。关注价格和服务两个焦点问题；家庭民俗旅馆及各游乐项目要严格执行公示价格标准、杜绝私自抬高或降低物价现象；严厉打击黑旅行社、黑导游、扣房、倒房等侵害游客利益行为；增强旅游从业人员及经营业户服务意识，人性化、亲情化、规范化做好旅游服务工作等等，都切中要点。但为什么这些不能成为“第一位”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