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绍纲来时，杨朔会匆匆收起写字桌上的书刊和稿纸，寒暄几句，习惯性地说起近来睡眠不好，头疼，离不开安眠药。听汇报时，他有时走神，眼睛发直，边点头边嗯嗯。他的工作压力很大，失眠和神经衰弱影响到了他的创作。他的字一个一个圆圆的，该短的笔划拉得很长，该长的笔划又写得很短，很难辨认。每次看他的批阅，林绍纲都有点头疼。

“年龄最小的作案时才16周岁,看着他的娃娃脸我们都很心痛。”一位办案民警说,这17人年龄最大的不过20岁,他们有的是单亲家庭,有的是父母常年在外打工,从留守儿童到留守少年,家庭教育的缺失又让他们发展成问题少年。

《悬崖村"网红 "：在去与留之间拥抱变化的主播们》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