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最高法今年6月曾经对工商部门的建议作出回复，回复表示2014年的规定是特殊背景下的特殊政策考量。但就现阶段情况看，职业打假人群体及其引发的诉讼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，其负面影响日益凸显，最高法要逐步遏制“职业打假人”的牟利性打假行为。赵律师介绍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》也即将出台，该条例意见稿中不认可职业打假人为消费者，对职业打假人持一种否定态度。因此，关于江小华一案的判决，可能代表着法院的态度。

《银保监会出台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监管规定》作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“2+26”城市之一的长治市，也同样面对着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和空前压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