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不过，也有人对代喝持怀疑态度，“喝出问题怎么办，谁负责？还有那些自称能喝三斤白酒的，酒量是否要通过代喝测试？”还有人认为，“找代喝就相当于花钱请陌生人喝酒，而且朋友之间出来聚聚，大家都找代喝，这样就失去了意义。”

《中央纪委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》童小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对儿童取证，应结合孩子不同年龄段、不同情形判断用不同方式。有些性侵案中的孩子不到两岁，不可能用语言交流。“研究发现，9岁-12岁的孩子是性侵儿童案相对集中的年龄段。”但这个年龄段或再大点的孩子，可能遭遇这类事情后不愿说话，想让他说出来也很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