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说到分歧，在税收方面，社民党主张“通过增加高收入群体的税负、来为中低收入群体增加保障”，而联盟党则历来坚持“不增加税负”。

《最高检:明年起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》这意味着，如果按照“小口径”（不包括财政补助）测算，全国当期结余将出现严重的“收不抵支”，而且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一“缺口”将不断扩大。